吉田:這就是日本“集體主義”民族性的表現(xiàn)。這種“集體主義”則有著兩面性。在面臨危機的時候,大家要一起做事,一起承擔,沒有人站出來說“我來負責”,也沒有人敢于負責。責任人不明確導致政策出臺緩慢,對“負責任”的恐懼感是“集體主義”的負面。
記者:民主黨執(zhí)政至今,對內對外都沒有贏得好評。 4月18日的民調顯示,七成選民在問卷中勾選“更換首相”一項,認為政府應對震后諸多危機的措施“不可接受”。面臨這種境況,您認為民主黨應該做哪些調整?
吉田:是的。民主黨需要重新審視政權的執(zhí)政方式和菅直人一直強調的“政治主導”地位。處理好與自民黨勢力之下的官僚的關系,不讓“脫官僚”的政治主張成為執(zhí)政障礙,從而樹立“言必行,行必果”的形象。避免和最大在野黨自民黨之間的對立,尋求政策上和利益上的一致點。明確自己的外交路線,處理好國際關系,恢復國際社會信任。
記者:東京電力公司從4日晚開始將低放射性污水排入海中,此舉遭到周邊地區(qū)的強烈批評;但首相菅直人16日和17日只在美國三大媒體上稱對日本核事故表示“遺憾”,又引起中、俄、韓等國極為不滿,本來就很敏感的東亞局勢更加緊繃。您對此怎樣評價?
劉:日本外交一直以來奉行“盟友優(yōu)先”原則,在雙邊關系中主張優(yōu)先考慮與美國的同盟。但日本政府在接受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援助之后,應該及時向國際社會的援助表示同等的感謝,不偏不倚。對內則應該抓住“抗震救災、民生第一”這個關鍵詞,圍繞這個中心制定政策,安撫受災群眾。
作為中國,在這個時候也不應該過分追究是誰導致了這次災難,否則恰恰是幫助了日本的右翼勢力,對中日關系相當不利。鄰樂我喜,鄰悲我哀,鄰困我?guī)?,鄰厭我避,鄰惡我防?/P>
記者:謝謝兩位。